从这一块开始，久保田引入一个具体的思想实验：「塑料树」论争。这是环境设计学者 Martin Krieger 1973 年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。通过这个看似离题的案例，他把刚才关于自然/人工、本物/复制品、效率/伦理的讨论，锚定到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学术争论中。
久保田说，他接下来想介绍一个更具体的事例，并希望大家边听边思考自己会如何判断。他问：
假设在某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拱廊街上种着一棵树。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："这是常青人工树木。"你会对这棵树怎么想？
1973 年，一位从事环境设计的人——Martin Krieger——写了一篇论文，标题就叫 What's Wrong with Plastic Trees?（《塑料树有什么不好？》）。
当时发生了什么事？随着城市化、工业化推进，洛杉矶的 Jefferson 街中央隔离带曾计划种植塑料制的树。现在道路隔离带也常见绿植，但仔细想想：在尾气严重的地方种活树，对树来说其实很残酷。如果换作是我们自己，也不会想待在那里。既然如此，与其让真树受苦，不如种塑料树——这是当时的论点之一。
同样的逻辑也出现在体育领域。以前运动场地铺的是天然草皮，但为了减少维护成本、让比赛更公平（不会因为草皮状态影响球员发挥），逐渐改用人工草皮。这件事当时也引发了激烈争论。
Krieger 指出，当时支持塑料树的声音主要有两个依据：
基于这两点，Krieger 展开了他的论证。
Krieger 的第一个论点是："自然"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建构。
我们常常说"自然真好""向往荒野"，但仔细想想：
所以，我们对"自然"的想象并非纯粹给定，而是被文化和社会塑造出来的。
第二个论点：人类为了"保护自然"而进行的各种介入，本身不就是技术性的吗？
当时美国尼亚加拉大瀑布因为侵蚀问题，曾讨论要不要把瀑布停下来做保护工程。Krieger 说，这种"保护"其实已经是人类对自然的技术干预。保全作业本身，就是人类技术介入自然的一种形式。
Krieger 还把环境问题与艺术经验做对比。他提出：
看樱花觉得美，与看马蒂斯的画觉得美，有什么相同、有什么不同？如果一件复制品（replica）能够提供与原作同等类型的经验，而差别只是"知道它是假的"，那么追求原作是不是只是一种 snobbism（势利/附庸风雅）？
这是他把自然问题与艺术问题打通的关键一步。
Krieger 进一步把问题推向社会正义：
欣赏珍贵自然环境往往是社会、经济上较为优越的少数人的特权。如果能够通过技术复制出"几乎无法分辨真假"的替代品，那么更多人就能不受经济地位限制，获得类似经验。这难道不是社会正义吗？
因此，他认为"塑料树几乎没有坏处"。这篇结论当然受到了很多批评，但也开启了一个重要论争。
因为 1973 年的论文受到大量批评，Krieger 在 2000 年又写了一本书，主题仍然是塑料树。书名是 Hotz Long Wheel Plastic Tree（久保田的日文音译，实际书名可能是 What's Wrong with Plastic Trees? 的扩展或类似标题）。
经过 27 年，他意识到塑料树的问题已经与建筑、软件、VR、甚至像信学（信息科学）这样的领域广泛关联。于是他试图提出一种设计哲学。但他基本维持 1973 年的结论：塑料树几乎没有坏处。
Krieger 在 2000 年提出一个更强的论点：人工与自然的对立框架本身就应该被解体。
他说，我们本来就生活在被设计过的自然之中——人类管理的自然。因此，问题不是"塑料树是不是假自然"，而是我们早已生活在"第二自然"里。理解这一点，比争论"真假"更重要。
久保田强调，这个看似关于环境设计的论争，其实与生成式AI高度连续：
所以，当我们讨论生成式AI时，其实是在讨论一个更大的问题：在"第二自然"、在技术复制无处不在的世界里，个人、作品、作者、版权应该如何被重新理解？